BOB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新基建”得到社会各界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尚处在“窗口机遇期”，在基本概念、实施路径、创新组织方式和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空间。

　　世界已进入数字经济新时代。2016年杭州G20峰会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做了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新基建”全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最早于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即“加快5G商用步伐，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3月4日，中央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4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新基建”提出了三个方面（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指导意见；第十三届全国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概念及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越来越清晰。

　　从词义看，“新基建”的概念是与传统基础设施相比较提出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主要是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和水利设施等物理基础设施建设之上开展和运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新基建”虽然与传统基础设施关系密切，但不应是简单的迭代替换，而是带动引领、融合发展、效率提升，助力产业体系提升的关系。

　　“新基建”的含义应是指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5G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融合提升传统现代基础设施，形成新型基础产业体系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1）理念新。华为作为电信供应商，之所以受到美国打压制裁，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不仅仅是因为拥有领先的技术，还在于其战略研究和创新管理以及独特的发展理念。2018年，华为的研发投入高达113.34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7%。华为在全球有26个研究中心，拥有在职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多人，还有一个不求投资回报的战略研究院。借鉴华为“造好车，不造车”理念，“新基建”通过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加强战略研发和创新管理力度，可以形成中国特色新型基础设施产业体系。

　　（2）普惠性。以5G网络、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首先从消费侧开始，并在疫情期间逆势而上（如远程视频、线上政务、网上教育等已深入人心），使人们受益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海量包容、便利性和无所不在，深入消费领域，可以带来更多的社会信息化、更高的公共安全和更广的社会参与等潜在福利需求。

　　（3）融合带动。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包括交通、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设施。现代通信技术的效率提升作用，可以产生放大溢出效应，推动供给侧结构调整，从而大幅度增加现代基础设施经济总量，推动公共服务系统升级。

　　（4）影响深远。“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在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中国特色“新基建”产业体系，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从而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影响深远。

　　构建“新基建”产业体系，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调整结构、完善布局，形成中国特色的高附加值新型产业体系。

　　上世纪末以来，我国已分别建成高速公路14.96万公里，高速铁路3.5万公里，机场238个，万吨级以上港口泊位2520个，城市轨道交通190条、6172.2公里（其中地铁159条、5480.6公里），城市BRT快速道路6149.8公里，基本形成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通达、城市群内0.5-2小时的交通圈。这些让世界羡慕、较高标准的优质资产，已成为人民群众满意度、幸福感、获得感较高的发展成果。

　　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与其他工业制造领域一样，也存在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在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过程中，至少在推动社会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国家动员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物资储备能力；确保运营安全，提高驾驶安全能力；提高通过能力、输送能力；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舒适度；大幅度增强放大效应，提高投资效益等方面释放潜能。通过调整结构和开发新需求，具有中国特色“新基建”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社会效益和深远影响。

　　构建“新基建”产业体系，会涉及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数据等市场要素的进一步优化配置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等。中央国务院连续颁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对解决当前依然存在的束缚市场主体活动、发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和价值规律作用等的体制机制障碍，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产业政策与公平竞争政策的协同，营造公平公正竞争环境，进一步建立激励和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加快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传统基础设施主要是在政府行政干预较多、要素市场化程度相对不充分的环境条件下建设的。在构建中国特色“新基建”产业体系过程中，应重点把握处理好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依法保护、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关系，包括国有产权、非公经济产权、知识产权等新型产权保护。为激活技术要素，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及其应用开发研究，既要“深化科技成品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又要激活中介服务活动，培养一批应用开发研究机构和技术项目经理，“支持科技企业与高科技研究机构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新型研发机构”；为深化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结合完善股票市场和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改革，应研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入股比例及摊销，以及股本、债务资金的筹措方式等。

　　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单独列出，是反映数字经济时代新特征的理论创新。目前，我国用于“新基建”项目的宏观调控、专业技术经济等都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其数据要素分类确权尚不完善，需要按主体信息数据属性、价值和所有权，探索制订相关规范、标准并立法。

　　2013年习总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为目标，已得到沿线国家广泛的赞同和欢迎，成为支持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典范。7年来，我国已同138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超过7.8亿美元。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约2.3万列，运行线月，开行约3600列，同比增长26%，呈逆势增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如正在建设的中老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和众多港口。

　　“新基建”产业体系的建设实施，在“一带一路”中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5G网络和数字中心的普及，将使“数字一带一路”和“新基建”产业体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及中国咨询，按照“五通”目标“走出去”，将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正计划在“十四五”期间投入大量“新基建”建设资金，但对如何构建“新基建”产业体系及其构造项目的实施路径，还缺乏深入研究。BOB发挥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特长，是助力“新基建”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实施路径。

　　“新基建”将涉及5G网络、数字中心等新一代公共基础设施、有行业特点的应用研发基地和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升级项目或子项目，都可成为行业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应首先对项目进行科学策划和决策，研究如何构造建设项目或子项目，将“新基建”产业体系建设纳入当前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工程项目全流程全覆盖项目审批制度范围。

　　实施全流程全覆盖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是提升投资决策科学水平，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改变以往单一咨询论证、碎片化服务方式，从源头上把握好与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产业发展规划的密切结合，更好实现投资建设意图，发挥投资决策环节在项目建设程序中的统领作用。同时，也要适应综合性、跨越阶段、一体化咨询服务新需求，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成功率，避免大水漫灌，一哄而上。

　　工程咨询服务是围绕工程项目全过程建设和运营服务展开的。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经验累积，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等项目前期策划已是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的特长，有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和工具。如在项目前期策划阶段， 按照不同资金来源，采取不同的咨询服务类型与实施模式。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策划主要有产业发展规划编制、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评估咨询，为项目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向社会公益性公共领域、对有一定经营性的投资项目，还要组织编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实施方案。BOB企业投资项目的策划主要有编制企业发展规划、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申请报告及其评估咨询，为政府核准许可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一阶段，运用5G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带动融合传统基础设施，从项目构造角度，按照功能化、工程化、项目化、产业化路径策划，这是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的优势和根。BOB

　　与工程实施相比，前期决策阶段的咨询策划成本投入一般较少，但对后续阶段工作和开展的项目专业咨询服务影响较大，要求相关人员具备较高的素质和服务能力。为更好实现工程项目的建设意图，投资者或项目单位更加要求咨询机构增强综合性、跨阶段、一体化的咨询服务，采取直接委托或入选咨询机构评估，按照合同约定或委托要求对咨询服务成果承担总体责任。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投资规[2019]515号，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应以投资决策综合咨询促进投资决策科学化，鼓励工程咨询服务发挥两大作用：一是鼓励投资者在决策环节委托工程咨询单位发挥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等特长，充分发挥咨询工程师（投资）的作用，作为综合性咨询项目负责人，统筹考虑影响项目可行性的各种因素，就投资项目的市场、技术、经济、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安全等影响可行性的要素，结合国家、地区、BOB行业发展规划，发挥协调作用，为投资者提出决策意见和建议；二是鼓励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咨询单位提供综合性咨询服务，采取市场合作或委托专业服务等方式牵头提供，根据与委托方合同约定对服务成果承担总体责任，提供招标代理、勘察设计、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和项目管理等全过程咨询服务，满足建设单位一体化服务需求，增强工程建设过程的协同性。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应当以工程质量和安全为前提，帮助建设单位提高建设效率，节约建设资金。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投资决策综合咨询特长，按照定项目、定建设方案、定建设时序要求，对“新基建”项目的功能、建设方案、项目组织、建设工期、投资估算、财务经济分析、社会经济带动效益、项目风险等进行论证。这是工程咨询项目策划的核心操作技术和知识产权。

　　如规划咨询，包括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行业规划编制或评估咨询中，应按机会研究深度要求，除在规划背景、依据、发展思路、原则等内容中，对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产业有相应论述外，重点在规划发展目标、项目安排、保障措施中，运用投资机会研发方法和深度要求，对“新基建”项目的功能、规模、建设内容、建设安排、投资估算、带动效益、资金保障等提出规划意见和建议。

　　又如项目咨询，包括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的编制或评估咨询。应根据资金来源、项目特点和工作深度不同，结合“新基建”特点，从项目角度，重点对项目建设必要性与功能定位，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厂址（线路方案）选择，工艺技术设备与配套方案，资源利用与节约，环境与生态影响，项目组织与管理，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财务与经济分析，社会影响与风险分析等进行研究论证。对较为复杂、影响面较大的“新基建”项目，还可组织方案设计、融资策划等专项咨询，提高项目决策的科学性。

　　在政府指导下，数字经济得以快速转型发展。为应对疫情，一些数字化转型起步早、掌握信息通信高技术的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少，不少企业“化危为机”，逆势增长。2020年5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个中央部委、128家企、事业单位通过线上方式启动了“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首批推出500余项信息对接、开放资源、能力扶持、软硬件支持、供应链支撑、金融支持、专业培训、咨询服务、平台基地建设等全方位服务。可以预期，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将涌现出一批专业化、精准化的数字经济中小原创型或应用开发型的高技术企业。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多种形式的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市场化发展。除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和工程建设全过程咨询外，咨询单位可根据市场需求，从投资决策、工程建设、运营等项目生命周期角度，开展跨阶段咨询服务组合或同一阶段内不同类型咨询服务组合”。伙伴行动鼓励“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共建联动机制，采取联合经营、并购、重组等方式，创新工程咨询组织模式，推动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机构建设，提高工程咨询服务集成度和“一站式”服务能力，成为工程咨询行业新的增长点。

　　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咨询机构的含义，是指能够提供综合性、多元化服务及系统性问题一站式整合服务的载体，是以客户个性化、专业化需求为导向，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整合与“新基建”相关的各中小型相关咨询机构内外部资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组成具有网络效应的平台型组织机构，通过规范内部流程，构建良好的合作机制，为客户提供投资咨询、招标代理、勘察设计、工程监理、造价咨询、项目管理等一体化的全过程咨询服务。

　　组建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咨询机构的目的，在于更好实现投资建设意图，即通过业内优质资源的继承、重组，满足“新基建”投资者或建设单位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决策、工程建设、项目运营过程中，日益增强的综合性、跨阶段、一体化的咨询服务需求，克服与现行制度造成的单项目服务供给模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碎片化服务，降低管理成本，最大限度整合专业化、精准化优质资源，充分授权，快速应对外部环境，提高投资效益。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进入总体优化、调整、转型、升级的新常态。在投融资领域，政府部门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将投资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过程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构建一个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在转变管理方式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管理职能和新的需求，如项目融资策划，统一组织区域评估；依托和接入数字经济等高技术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在“一张蓝图”基础上，开展“多规合一”服务等。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建设意图，项目单位对综合性、跨阶段、一体化咨询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强，迫切需要由一家咨询单位或者采用联合体的形式进行协调管理：一方面，整合包含传统投资策划咨询和招标、设计、造价、监理等各专业咨询单位的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实现全过程投资控制，有效解决各阶段、各专业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通过限额、优化等专业设计、项目投融资研究和精细化项目管理等，提高投资效益，提供多元化咨询服务，确保“新基建”项目投资目标的实现。

　　我国投资建设项目专业化、精准化及多元化的咨询服务，一直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投融资改革不断深化发展而成长，工程咨询单位逐步由以往的项目评估咨询，拓展到政策咨询、融资咨询、科技咨询、管理咨询、专项咨询等领域。我们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挥投资机会研究和可行性研究特长，而且还要为专题研究、专项咨询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并借鉴国际经验，整合众多专业能力强、服务水平较高的中小型咨询机构，为构建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咨询机构奠定深厚基础。

　　在传统模式下，项目业主方分别与多个咨询企业签订咨询技术合同，咨询单位间彼此互不沟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极易发生合同纠纷或意见分歧。项目业主作为总发包人，需要协调各方关系，从而在制度上难以实现项目决策意图，并一以贯之。由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牵头单位负总责，项目业主方就可以专注于项目定位、功能需求分析、项目融资、运营投产等重要环节安排，并简化合同关系，从多边博弈的困境中抽身。

　　通过内外部的重组和融合，在发挥原各联合机构的资源优势、资质优势及其专业服务管理基础上，平台型咨询机构牵头单位可进一步把人才、专业技术和知识运用于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按照委托合同要求，以满足项目建设需求为目标，借助如BIM等信息化技术手段，增强项目各专业信息共享，加强管理、明确责任，由牵头单位将上下游投资咨询、勘察设计和工程施工协同融合，成为整合专业咨询、精准服务的有效载体。

　　后台是平台咨询机构管理的核心，包括财务管理、产品开发、客户管理、人力资源、风险管控、战略指导等，这几类资源构成了平台的后台。后台服务的重点是战略规划、服务支持、制度制定、战略落地、绩效管理、创新整合、资本运作、市场引领等职能。

　　中台是链接前端与后台的桥梁和纽带，为“前端”提供业务、技术、数据、人才、资金等资源和能力支撑，通过不断提高沟通协同能力，为前端提供基础保障；通过配置高效率工作人员，加快响应前端；整合数据，统一资产管理；通过联通数据孤岛，共享数据资源，为前端提供系统支持，以适应前端业务发展需要。

　　前端是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多样化、个性化组织单元。对外应能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对咨询市场具有较高的洞察力，不断适应客户新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开展项目交付与服务工作等；对内要在经营管理、资源整合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协同作用，提出全周期、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推动中、后台为客户服务。

　　生态意指平台型咨询机构将平台分布式资源进行有效链接，形成网络生态效应。网络生态效应的增强，可以大幅提高平台资源的利用率，吸引更多可依附的生态平台，发挥资源聚集和规模效应，从单一的线性协同模式转向跨组织的协同模式，强化开放性和互联性，并与环境生态形成良好的互动，打造开放合作式的有机生态系统。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基建”产业体系，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又是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的难得机遇。我们应瞄准新目标，再创新优势。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其中对重点投资项目的安排，还是以传统基础设施项目为主；在提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新基建”时，大多处在概念性阶段。在我们公司承担的规划编制和项目评估咨询工作中，也普遍存在着数字信息技术“神秘化”，不敢转；新知识、新技术不熟悉，不会转；研究投入成本高，不能转等疑虑。

　　目前，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发展尚处于“窗口机遇期”，为此，我们必须转变观念，痛下决心，学习新知识，了解新需求。应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创新咨询组织模式，切实担负起新的使命和担当。否则，我们就可能落伍，有沦为二、三流咨询机构的风险。

　　我国传统工程咨询分析方法和工具已较为成熟，也不乏实务操作人才。中咨公司是我国工程咨询的诞生地，也是国内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工程咨询单位。就对这次数字经济和“新基建”的敏感度而言，公司还应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和提高创新管理能力，做到抓铁有痕、入木三分。

　　借鉴华为经验，应专设战略研究机构(或部门)，人员由熟悉咨询市场、责任感较强、敏锐度较高的业务骨干和专家组成，主要担负：一是及时发现和研究新需求，新业态；二是组织制订创新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三是提出咨询产品开发方向，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制订规范、标准；四是对具有创新拓展的重大规划、咨询项目，参与过程质量管理和评审等工作。

　　（1）发挥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特长，运用投资机会研究、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结合“新基建”特点，统筹研究项目可行性的各种因素，对市场、技术、经济、生态环境、能源、资源、安全、资金等项目要素进行统筹协调，组织完成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2）通过学习新知识，“消化、吸收、再创新”，从项目构造角度，BOB研究项目核心操作技术，选择几个重点“新基建”产品（服务），编制规范、标准和作业指导书。

　　（3）从优选择伙伴行动中与“新基建”相关的中小企业合作，创建全过程工程咨询平台型咨询机构，发挥投资决策综合性咨询牵头单位骨干作用，先行先试。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营造人才成长环境。主要工作包括：一是要构建高技术人才成就事业的环境；二是要有相应的分配和薪酬制度；三是要有帮扶、指导机制，扶上马、送一程；四是要建立并完善职称、职务评定制度，支持从业人员取得相关注册执业资格。国家从2017年起设立创新争先奖，我们也应建立相应的创新争先奖制度。